1896年后期，维新变法，光绪帝看好梁启超，无奈语言不通，对话基本靠猜。李蕙仙回家后，一句一句教他普通话，在妻子的帮助下，梁启超终于通了国语，这为他后来到处演讲授课打下了基础。可以说，没有李蕙仙，或许就没有梁启超了。

1898年，年轻的戊戌变法“夭折”了，当时梁启超和老师康有为逃亡日本，李蕙仙带着女儿思顺及公婆家属去澳门避难。

如此艰难的情况下，她知道自己的一个表情就可能影响到家人，所以她从不表现出一分失落难过。真是奇女人，做名人的妻子又多不容易啊！

1898年9月15日的家信中，梁启超说：“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状，并闻卿慷慨从容，辞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

当时李蕙仙在极艰险困难的情况下，代替梁启超服侍老人，抚养幼女，使梁启超很感动，信中不断地表露了感激之情和敬佩之心。

李蕙仙还富有同情心，是一位非常仗义的女子。

1899年，梁启超接她们母女去日本时，李蕙仙还带去娘家的亲戚和小孩，并一直抚养接济他们。

从日本回国后，住在天津时，也抚养了很多梁家和李家亲戚的孩子，如七公梁启雄（梁启超的小弟弟）和三姑婆（梁启超的妹妹）都是由李蕙仙接济上学，并长年住在梁启超家。后来，七公梁启雄成为着名的哲学家，对荀子有较深的研究。

李蕙仙的侄女李福曼是十四舅外公的女儿，11岁时就到梁启超家，读天津中西女中8年，又读燕京大学4年全部都由梁启超、李蕙仙资助，后来她嫁给梁思永。

夫人李蕙仙的这种既贤且能，使梁启超无后顾之忧，从没有为家事而分心。梁启超自己曾经说过：结婚以后，常受夫人之策励和帮助。年青时无钱买书，夫人便将陪嫁时的首饰变卖给了丈夫。中年时，屡遇艰险，夫人以大义鼓励他的勇气。

娶妻当娶李惠仙。

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梁启超秘密去西南，与蔡锷等组织护国军讨袁，深夜诀别时，李夫人不仅没有拉他的后腿，还慷慨地对丈夫说：“上自高堂，下逮儿女，我一身任之，君但为国死，无反顾也。”

面对如此贤能、如此深明大义的夫人，梁启超认为妻子是一位不可多得的“闺中良友”，打心眼里尊敬、信任、体贴她，他在给李蕙仙的信中曾得意地说：我们的结合是“美满姻缘，百年恩爱。”

后来，可惜的是，李蕙仙早逝。她和梁启超共同生活了33年，生前，她还做了一件事：她想到自己为梁家生的孩子，只有体弱多病的梁思成是男丁，她担心梁家薪火不旺，于是让自己的陪嫁丫鬟王桂荃成了梁启超侧室。

得妻如此，夫复何求？

天底下没有一个女人愿意心甘情愿把自己丈夫与别人分享，但是李蕙仙这个奇女子为了梁家家族兴旺，她做出了伟大的选择。

这个女人，很好的诠释了：何为爱，何为责任，何为扶持，何为坚韧，何为无私。

几十年后，梁启超仍然对此念念不忘：先室李夫人，实贵筑京兆公讳朝仪之秀女，累代清门，家学助茂。….启超故贫，濒海乡居，世代耕且读，数亩薄田，举家耕耘以为恒。夫人以宦族生长北地，嫔炎乡一农家子，日亲井臼操作，未尝有戚容。

与李蕙仙的坚强相比，梁启超的第二任妻子王桂荃则演绎着最温柔的母爱。

王桂荃因她的质朴和善良深得孩子们的爱戴和尊敬，被敬称为“娘”。梁思成虽为李夫人所生，但却对“娘”有着难以割舍的深情，他多次谈起幼时的一件往事：

“我小的时候很淘气，有一次考试成绩落在弟弟思永后面，我妈（李蕙仙）气急了，用鸡毛掸捆上铁丝抽我，我娘吓坏了，一把把我搂在怀里，用身子护着我。我妈正在火头上，一时间收不住，一鞭一卞抽在我娘身上。我吓得大哭，事后娘搂着我温和地说‘成龙上天，成蛇钻草，你看哪样好？不怕笨，就怕懒。人家学一遍，我学十遍就好。看你爹很有学问，还在不停读书’她那些朴素的语言我记了一辈子。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马马虎虎了。”

伟大的女性各有各的伟大，有的像林徽因，她和梁思成相互砥砺，伟大的耀眼；有的像李蕙仙和王桂荃，为梁启超默默操持，相夫教子，伟大的平凡。

亲爱的读者朋友们，你们看呐，梁家的后人们如此出类拔萃、才华横溢，这恰好印证了那句流传千古的古话：“好女人旺三代！”

一个家庭中，如果有一位胆识过人的女性，那么这个家族必定兴旺发达，福泽绵长。

梁家之所以能够培养出这么多杰出的人才，想必正是因为他们家族中的女性具备了这些美德吧！这样的女子不仅能相夫教子，操持家务，还能给予家人无尽的关爱与支持；她们用自己的温柔和坚韧，为家庭营造出温馨和谐的氛围，让每一个成员都感受到温暖和幸福。

而这种良好的家风也代代相传，使得整个家族日益繁荣昌盛。所以说，一个成功男人的背后往往离不开一个温柔坚定的女人，正是因为有了她们柔肩担当，默默付出，才成就不平凡的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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