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寒道：

“借人国柄，则失其权”，“借人利器，则为人所害”，这是本篇反复强调的一个重要观点。前朝东汉末期，皇帝大权落入外戚、宦宫之手导致衰亡的历史，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外戚就是皇帝的母家和妻家的亲戚，宦官本是皇帝的家奴。前朝东汉初期，为了防止他们干政，对他们的控制比较严格。但到了中叶以后，皇帝多是幼年继位，由母后临朝称制。外戚把持朝政，皇帝成为他们手中的傀儡。皇帝为了摆脱外戚势力的控制，只好依靠身边的宦官，铲除外戚势力，结果大权又落入宦官手中。无论是外戚或宦官，他们都飞扬跋扈，胡作非为，任人唯亲，打击异己，卖官鬻爵，搜刮民财，造成政治的极端黑暗和腐败。

从顺帝经冲帝、质帝到桓帝的二十余年间，粱商、粱冀父子相继掌权，外戚势力发展到了顶峰。梁冀凶残贪暴，骄横跋扈。有一次，九岁的质帝开玩笑地称呼他为“跋扈将军”，他便将质帝毒死，另立他十五岁的妹夫刘志为帝，是为桓帝。朝廷大事都由他独断，甚至连皇帝也不得干预，百宫更不敢违背他的意志办事。梁冀公开贪污受贿，搜刮财富，敲诈勒索，广求珍宝，穷奢极欲。后来，梁冀的两个妹妹皇太后和皇后相继死去，他失去了靠山。这时，早已对他心怀不满的桓帝同几个宦官合谋，消灭了粱氏势力。

前朝粱氏势力被消灭后，朝权又转移到宦宫手里。帮助桓帝诛灭梁氏的宦官单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五人，同日封侯，还有一些小宦官也被加官晋爵。这些人也同样是一群贪婪残暴的吸血鬼，他们竞相修建华丽的第宅，又派姻亲宰州临郡，任意勒索民财。单超等五个宦官和他们的亲属“虐遍天下，民不堪命”。人民痛恨地称呼他们为“左回天”、“徐卧虎”。“具独坐”、“唐两堕”等。在他们的统治下，东汉政治乌烟瘴气，黑暗混乱。

就这样，东汉朝政在外戚和宦官手中不断转换。伴随这种恶性循环的不断发展，东汉王朝也逐步走向衰亡。

文王问太公曰：“守国奈何？”

太公曰：“斋，将语君天地之经，四时所生，仁圣之道，民机之情。”

王即斋七日，北面再拜而问之。

太公曰：“天生四时，地生万物，天下有民，仁圣牧之。故春道生，万物荣；夏道长，万物成；秋道敛，万物盈；冬道藏，万物寻。盈则藏，藏则复起，莫知所终，莫知所始。圣人配之，以为天地经纪。故天下治，仁圣藏；天下乱，仁圣昌，至道其然也。圣人之在天地间也，其宝固大矣。因其常而视之，则民安。夫民动而为机，机动而得失争矣。故发之以其阴，会之以其阳。为之先唱，天下和之。极反其常，莫进而争，莫退而让。守国如此，与天地同光。

其意思为：

文王问太公道：“怎样才能保卫国家呢？”

太公说：“请您先行斋戒，然后我再告诉您关于天地之间运行的规律，四季万物生长的原由，圣贤的治国道理，民心转变的根源。”

文王于是斋戒七天，以弟子礼再度拜问太公。

太公说：“天有四时，地生万物。天下有民众，民众由圣贤治理。春天的规律是滋生，万物都欣欣向荣；夏天的规律是成长，万物都繁荣茂盛；秋天的规律是收获，万物都饱满成熟；冬天的规律是贮藏，万物都潜藏不动。万物成熟就应收藏，攸藏之后则又重新滋生。如此周而复始、循环往复，既无终点，也无起点。圣人参照效法这一自然规律，作为治理天下的普遍原则。所以天下大治时，仁人圣君就隐而不露；天下动乱之时，仁人圣君就奋起拨乱反正，建功立业。这是必然的规律。圣人处于天地之间，他的地位作用的确重大。他遵循常理治理天下，使民众安定。民心不定，是动乱发生的契机。一同出现这种契机，天下权力之争夺得失也必然随之而起。这时圣人就秘密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待到时机成熟就公开进行讨伐。首先倡导除暴安民，天下必然群起响应。当变乱平息一切已恢复正常时，既不要进而争功，也无需退而让位。这样守国，就可以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光了。”

萧寒说：　本篇首先阐明应根据万物生长的规律来治理民众。接着论述了在天下动荡时，应采取“发之以其阴，会之以其阳”的策略，这样就会“天下和之”，夺取天下。

上贤第九

文王问太公曰：“王人者何上何下，何取何去，何禁何止？”

太公曰：“王人者上贤，下不肖，取诚信，去诈伪，禁暴乱，止奢侈。故王人者有六贼七害。”

文王曰：“愿闻其道。”

太公曰：“夫六贼者：

一曰，臣有大作宫室池榭，游观俱乐者，伤王之德；

二曰，民有不事农桑，任气游侠，犯历法禁，不从吏教者，伤王之化；

三曰，臣有结朋党，蔽贤智，障主明者，伤王之权；

四曰，士有抗志高节，以为气势，外交诸侯，不重其主者，伤王之威；

五曰，臣有轻爵位，贱有司，羞为上犯难者，伤功臣之劳；

六曰，强宗侵夺，陵侮贫弱者，伤庶人之业。

七害者：

一曰，无智略权谋，而以重赏尊爵之故，强勇轻战，侥幸于外，王者慎勿使为将；

二曰，有名无实，出入异言，掩善扬恶，进退为巧，王者慎勿与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