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66年是秦国历史上的转折之年，在这一年，秦昭襄王听从魏人范雎的建言，将宣太后、魏冉等人赶下秦国的政治舞台，并且拜范雎为相，改行远交近攻的策略，从此奠定了秦国在战国末期的成功策略。
秦昭襄王嬴稷在过去40余年的时间里，一直活在宣太后的铁腕之下，没有实权。但他并没有能力反叛，只得将自己的不满深藏。
政治上的游刃有余让宣太后在秦国的地位如铁桶一般牢固，她将私生活和国家大事融为一体，而不是所谓的“公私分明”；她能够不顾别人的忌讳，在大庭广众之下，为了国家利益而坦言自己的隐私；她能够在面对挚爱之时有万种风情，但是如果威胁到了秦国的利益，她便会毫不手软地将其杀掉。所以秦昭襄王对宣太后，一方面有着为人子对于母亲的爱戴，另一方面则有着为人下者对于上位者的敬畏。
即位后的秦昭襄王一直在等，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要真正地实现自己亲政，就需要达成三个条件：第一，自己有足够的实力和决心；第二，有贤者的辅佐；第三，魏冉失去民心。等这三个条件成熟后，秦昭襄王就可以将宣太后的势力推翻，自己执掌政权了。
公元前271年，一个影响秦国在战国后期外交策略的关键人物出现了，他就是范雎。
韩愈《马说》中论述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纵观整个战国历史，哪个国家拥有人才哪个国家就可以独霸一方：魏国有庞涓，故而能够在战争中无往不利；齐国有孟尝君，是故能够一举成为东方大国，天下英雄云集响应；赵国有廉颇、蔺相如，所以一向虎视眈眈的秦国才不敢轻举妄动。然而，这些人都没有善始善终，庞涓最终自杀在马陵之战的无边血海中；孟尝君因为害怕被齐国国王杀害，故而离开齐国，并给予其致命一击；廉颇最终老矣，虽能日食斗饭，在别人眼中，却没有半点用处。
只有秦国，如商鞅者，虽然身死，其政策却影响着秦国依然不断进步和发展。所以天下人仿佛都知道，才子落难之时，只有秦国才是最好的去处；贤人蒙羞之时，只有秦国才是伯乐，能够发现他的绝世光芒。
但是天下人都没有注意，战国时期的这些人才，仿佛大多来自一个国家，那就是魏国。自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后，三晋之地历来都是秦国最希望征服的地方，可惜屡次都没有得手。而三晋之中魏国的地理位置最为重要，它地居中原，是秦国走出自己国土、实现天下一统的关键地区。魏国物产丰富，教育系统也十分发达。魏国的吴起、商鞅、孙膑、范雎、乐毅等人，多是当时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名重一时，风流万古。
可是魏国的统治阶层，身处宝山而不自知，不但不重用这些能人异士，反而听信小人谗言，对他们凌辱迫害。无奈之下，那些满腹韬略、一腔抱负的能人异士只好投奔他国，最终成为魏国的敌人。
此次魏国迫害贤人的历史再次重演，范雎选择了秦国，这个当时战国最有实力和活力而又让东方六国最为寝食难安的国家。
这一年，魏冉带兵去攻打齐国的刚（今山东宁阳县东北）、寿（今山东东平县东南）两地。范雎觉得自己的机会到了，只要能够见到秦昭襄王，将自己的见解向王上陈述，那么自己就会从此一飞冲天，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正如范雎所料，秦昭襄王对于魏冉为了自己封地而擅自动用刀兵，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行为，有着极大的不满；对于贤才有着渴望并且有识人之能；对于秦国的未来有着自己的规划，他渴望亲政，并且实现统一天下的宏图大业。
所以，范雎向秦王上书了，简单扼要地陈述了自己对于这一切的看法和解决方案，秦王自然乐于见这样的贤才。在范雎到达秦王宫殿之时，秦王喝退了左右，如大旱渴望甘霖般，和范雎促膝长谈起来。
在《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中，对于这一次会晤的内容，有详细的记载：
一见面，范雎便将自己和秦王以姜子牙和文王作比。他说道：“吕尚在河边直钩钓鱼之时遇见了文王，文王知道他有才能，从此厚待吕尚，并且将吕尚拜为宰相。已经80岁的吕尚感念文王的知遇之恩，就向文王陈述了自己的政见，为其制定了国家的内外政策，最终帮助文王灭掉无道的商朝，取得了天下。范雎虽只是秦国的一个过客，跟大王也没有多少交情，但范雎现在要说的事情，牵涉到您的骨肉之亲、母子之爱，似乎有些大逆不道。但是范雎有一片忠心，想要向大王坦言心中所想。即使今天范雎对大王坦言了，明天就被人所构陷，范雎也无所畏惧。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如果范雎所言，能够对秦国有些好处，便死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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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雎果然非比常人，几句话下来，便将秦昭襄王的兴趣吸引了过来。范雎一番言语，不仅吸引了秦昭襄王的好奇心，也将他彻底感动了。于是，秦昭襄王煞有介事地说道：“寡人今天有幸得见先生，实在是晓天之大幸。不论事情的大小，上至太后，下至大臣，希望先生都坦言直说，不要怀疑寡人，只要有道理，寡人就会嘉奖，如果没有道理，寡人也不会怪罪。”
范雎见秦昭襄王如此礼贤下士，和自己平日的观察有过之而无不及。遂肆无忌惮地展开他的长篇大论，还提出了最新的作战方案，这也就是着名的“远交近攻”的作战方针：“王不如远交而近攻，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也。”意思很明显：现在的东方六国之中，唯有齐国势力强大，同时又离秦国很远，因而齐国是秦国最为理想的结盟对象。试想，如果秦国攻打齐国，部队要经过韩、魏两国。如果军队的数量太少，则一时之间必定难以取胜；如果多派军队，则打胜了也无法占有齐国土地。与其便宜了韩国和魏国，不如先攻打和秦国相邻的韩国和魏国，逐步推进。当前的形势很明朗，为了对付南方的楚国和西方的秦国，齐国与韩、魏两国正在谋求结盟。因此，为了使得形势对秦国更加有利，秦国需要抢在韩国和魏国的前面，率先派遣使者主动与齐国结盟。
这个外交政策，对东方六国而言，无疑是一场噩梦。
“远交近攻”的实质，是让秦国想要攻灭的所有的国家都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这样，秦国就能够对列国各个击破。范雎对秦国的未来发展所订立的策略可谓高屋建瓴，令秦王心悦诚服。然而，如果秦王不能亲自主持国家大计，依然如一个傀儡般让宣太后在幕后操控，则范雎所有的设想即使再美好，也只能流于空谈。
通过对秦国未来发展政策的制定，使得秦昭襄王见识了范雎的才智，心生重用范雎的心思。范雎也是心知肚明，因而可以由公到私。就宣太后掌权之事，范雎说道：“昔日，我在山东，听人家说，齐国有孟尝君，很有才能，齐王只能望其项背。而到了秦国之后，则只听说秦有宣太后、穰侯魏冉，以及华阳、高陵、泾阳君，还没有听说有秦王。大王是一国的领袖，应该决定一切国家大事，有生杀予夺的权威。然而，再看秦国之天下，太后能够不管君上而擅自行事，穰侯能够不顾国家而把持对外大权，华阳、高陵、泾阳君可以不闻法规而自行决断，这是秦国的‘四贵’。四贵的权势盛，国家就危险，大王的权力怎么能不倾覆？大王何以向秦国发号施令呢？”
“秦国有了四贵执掌权柄，则大王就被架空了。正所谓功高震主，多少大臣一旦有了权力就陷主上于危险的境地。李兑曾经是赵国的臣子，主父最终被困于沙丘，百日之内无人解救，最终饿死。崔杼、淖齿曾经是齐国的臣，齐君最终被他们害死。今秦国宣太后、穰侯魏冉专权，并和高陵、华阳、泾阳君等人内外相连，范雎担心有朝一日秦国会再一次出现崔杼、淖齿、李兑这样的事情。”
“大王心知肚明，您身边其实充斥着魏冉的人，而且朝中许多大臣都是魏冉的党羽，可谓权倾朝野。大王一个人在朝廷，就是孤家寡人，这让为人臣者怎么能够安心呢？如果这种情况不加以阻止的话，秦国也许就会落入外人之手。”
范雎此番话令秦昭襄王刮目相看，他终于等来了这个贤人，其不仅可以为秦国的未来考虑，也可以为秦王的地位考虑。有范雎辅佐的秦王终于下定决心对所谓的“四贵”动手了。
公元前266年，秦昭襄王解除了宣太后的权力，之后他把穰侯、高陵、华阳、泾阳君逐出关中，并且免掉了穰侯的相位，拜范雎为相，封为应侯（应在今河南宝丰县西南）。秦宣太后在秦国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呼风唤雨41年后，就此落幕。
公元前266年是秦国历史上的转折之年，在这一年，秦昭襄王听从魏人范雎的建言，将宣太后、魏冉等人赶下秦国的政治舞台，并且拜范雎为相，改行远交近攻的策略，从此奠定了秦国在战国末期的成功策略。
秦昭襄王嬴稷在过去40余年的时间里，一直活在宣太后的铁腕之下，没有实权。但他并没有能力反叛，只得将自己的不满深藏。
政治上的游刃有余让宣太后在秦国的地位如铁桶一般牢固，她将私生活和国家大事融为一体，而不是所谓的“公私分明”；她能够不顾别人的忌讳，在大庭广众之下，为了国家利益而坦言自己的隐私；她能够在面对挚爱之时有万种风情，但是如果威胁到了秦国的利益，她便会毫不手软地将其杀掉。所以秦昭襄王对宣太后，一方面有着为人子对于母亲的爱戴，另一方面则有着为人下者对于上位者的敬畏。
即位后的秦昭襄王一直在等，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要真正地实现自己亲政，就需要达成三个条件：第一，自己有足够的实力和决心；第二，有贤者的辅佐；第三，魏冉失去民心。等这三个条件成熟后，秦昭襄王就可以将宣太后的势力推翻，自己执掌政权了。
公元前271年，一个影响秦国在战国后期外交策略的关键人物出现了，他就是范雎。
韩愈《马说》中论述道：“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祗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纵观整个战国历史，哪个国家拥有人才哪个国家就可以独霸一方：魏国有庞涓，故而能够在战争中无往不利；齐国有孟尝君，是故能够一举成为东方大国，天下英雄云集响应；赵国有廉颇、蔺相如，所以一向虎视眈眈的秦国才不敢轻举妄动。然而，这些人都没有善始善终，庞涓最终自杀在马陵之战的无边血海中；孟尝君因为害怕被齐国国王杀害，故而离开齐国，并给予其致命一击；廉颇最终老矣，虽能日食斗饭，在别人眼中，却没有半点用处。
只有秦国，如商鞅者，虽然身死，其政策却影响着秦国依然不断进步和发展。所以天下人仿佛都知道，才子落难之时，只有秦国才是最好的去处；贤人蒙羞之时，只有秦国才是伯乐，能够发现他的绝世光芒。
但是天下人都没有注意，战国时期的这些人才，仿佛大多来自一个国家，那就是魏国。自韩、赵、魏三家分晋之后，三晋之地历来都是秦国最希望征服的地方，可惜屡次都没有得手。而三晋之中魏国的地理位置最为重要，它地居中原，是秦国走出自己国土、实现天下一统的关键地区。魏国物产丰富，教育系统也十分发达。魏国的吴起、商鞅、孙膑、范雎、乐毅等人，多是当时最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名重一时，风流万古。
可是魏国的统治阶层，身处宝山而不自知，不但不重用这些能人异士，反而听信小人谗言，对他们凌辱迫害。无奈之下，那些满腹韬略、一腔抱负的能人异士只好投奔他国，最终成为魏国的敌人。
此次魏国迫害贤人的历史再次重演，范雎选择了秦国，这个当时战国最有实力和活力而又让东方六国最为寝食难安的国家。
这一年，魏冉带兵去攻打齐国的刚（今山东宁阳县东北）、寿（今山东东平县东南）两地。范雎觉得自己的机会到了，只要能够见到秦昭襄王，将自己的见解向王上陈述，那么自己就会从此一飞冲天，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正如范雎所料，秦昭襄王对于魏冉为了自己封地而擅自动用刀兵，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行为，有着极大的不满；对于贤才有着渴望并且有识人之能；对于秦国的未来有着自己的规划，他渴望亲政，并且实现统一天下的宏图大业。
所以，范雎向秦王上书了，简单扼要地陈述了自己对于这一切的看法和解决方案，秦王自然乐于见这样的贤才。在范雎到达秦王宫殿之时，秦王喝退了左右，如大旱渴望甘霖般，和范雎促膝长谈起来。
在《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中，对于这一次会晤的内容，有详细的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