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有志于辅佐君王大业、成就不世功勋之儒家人物，都怀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图伟愿。荀子作为战国末期的儒学大师，自然也想要有这种机会，能够了却君王天下事，成就身前身后名。是故荀子在《荀子·修身》一书中提到自己的修身之道：“非我而当者，吾师也；是我而当者，吾友也；谄谀我者，吾贼也。”通过这种方式修身，其实暗喻了荀子治国平天下的宏图大志。
只可惜，他的政治思考和谋略主张，都因为远远地超脱了当时那个时代，而最终只能成为一种在当时而言不切实际的乌托邦蓝图。
可是荀子却一直都没有放弃，在修身养性多年之后，他尝试着以自己的才能来治理国家。楚国春申君看中了他的才华，便任命他为兰陵令。只可惜，没有多久春申君便去世，留下无人知晓的荀子，只能待在自己的家中，依靠传道授业解惑为生。
有人不禁问道，如果春申君不死，荀子是否能够在楚国大展拳脚？
事实上，在秦国“远交近攻”与连横策略的交互使用下，各国在外交上处处被动。而白起的崛起更是让楚国在军事上一蹶不振，从那以后，楚国便从战国的强国中衰落。而秦国继商鞅以后，又出现了一位政治巨枭——范雎，秦国的强大，已经是不可阻挡的了。因此，荀子即使在楚国受到重用，也不过是一时的辉煌，因为天下早晚是秦国的。
当时范雎久仰荀子的大名，但是仅仅是出于对其渊博学识的叹服，因为范雎在政治上是绝对的成功者。于是乎，范雎见到荀子后，用略带自豪地口吻问道：“请问先生，你来到秦国可看到了什么？”
荀子知道这是范雎在示威，但是，荀子有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气度，他心里已经不再考虑这些问题。荀子自然见识到了秦国的强大，这个一直如老虎般雄踞在西方的强国，即将横空出世，荡涤天下。
自商鞅变法以来，秦惠文王也继承了其先王秦孝公的改革措施，使得秦国在内政上不断地强大，对外则让魏国不断地丧师失地。后来的秦武王昏庸到和大力士比力气，只做了4年的秦国君主，而后大权便落入了秦昭襄王之母宣太后的手上。宣太后垂帘听政41年，彻底平定了义渠国，稳定秦国内部；魏冉也是战国名将之一，不断东征西讨，更发掘了战国将领中的第一高手——战神白起。从此，秦国南占蜀中，北攻韩国，东击魏国和赵国，可谓无往不利，屡战屡胜。同时，秦军还联合诸侯军队将楚国打得一蹶不振。
而整个东方，综合实力上能够与秦国匹敌的只有齐国。然而，范雎来到秦国后，给秦国带来的，不仅是简单的“远交近攻”，更是极大地发挥了秦国的优势：秦国凭借险要的关塞，没出手就已经处于不败之地；秦国据有关中平原，自古是产粮重地，加之蜀中也在司马错的攻伐下收入秦国的囊中，使得秦国在盐铁、粮草上面比之其他国家更加稳固和丰富；秦国因为法令的严酷，特别是连坐之法的施行，培养和发扬了秦国人朴实无华、彪悍善战的风格；秦国注重情趣和服饰，有着浑厚而清新的音乐和优雅便利的服饰；秦国的官员更是严肃谨慎，官场之上很少有浮夸、不诚实、背信弃义、挥霍浪费的风气；这种风气到了士大夫的身上，士大夫更加严肃，甚至在做公务之时，从来都没有去处理私人的事务，这让秦国的政务处理得精确正确而迅速。
由此而观之，秦国之强盛，能够历经数代而不衰落，是有其制度性的根源的。纵观战国七雄，几乎每一个国家都有其光辉灿烂的过去，但是如同秦国这样，自秦孝公以来，历代君王都励精图治，使得国家不断强盛者却没有。
此时的荀子已经看出了秦国优于东方六国的关键所在，秦国的强大已经不是因为一个人，一种或者多种武器，也不是因为其英明的君王，而是因为它建立了远远处于时代前列的社会制度。
秦国率先完成了封建制度的改革，先进的制度带来的是更加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效率，这种效率更通过人才的导引，被迅速地融入了国家机器的运行和战争军队的运作中。两者的相互协调使得秦国愈发强大，面对秦国的强势发展，东方六国表现不一：魏国、楚国等国战栗不已；齐国试图与虎谋皮；赵国则想凭借着自己强霸一时的军事实力妄图和秦国一决雌雄。
当时秦国和赵国的军队已经在长平对峙了两年时间，荀子已经看到了战争的结局——赵国必败。
赵国孝成王，并没有如同荀子一样敏锐犀利的眼光和忧国忧民的思想，他依靠着其祖辈父辈打下的江山，不顾赵国山河日下的趋势，整日沉醉在荒诞不经的生活之中。他哪里知道，狼子野心的秦王、雄才大略的范雎以及他们治理下的先进制度所引发的变革必将是天翻地覆的，到时整个战国的局势将发生前所未有的改变，赵国的灭亡是迟早的事。但此时的赵孝成王根本没有将心思放在前方的战事和当下的百姓身上，有甚者，他竟然不管礼仪的制约与一个名叫建信君的男子关系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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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策》中曾数次提及建信君：“建信君之所以事王者，色也。”但是对于其生卒年，出身地点等却没有详细可考的记载。或许在历史的眼中，此人不过是个笑话，根本不值一提。可以猜测到的是，这个建信君应该是一个美男子，也许廉颇、赵奢、蔺相如等人的接连失宠与其有着关联。
“道不同，不相为谋”，蔺相如等人虽然并非眼高于顶、不可一世之人，但是建信君这样的投机小人，他们是不屑一顾的。赵孝成王把持的是整个赵国的江山，是赵国无数先辈呕心沥血、苦心经营的成果，这里面更有廉颇、蔺相如的血与汗，他们是赵国的臣子，就必须要忠心于自己的国家。哪怕国势日衰，也要为其付出自己的努力，这也许应该叫做：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一国臣子必须尽的义务。
荀子叹息着，回到了自己的国家——赵国。他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劝诫，让赵国意识到危机的来临。荀子想要把秦国的先进制度介绍到赵国，当然，他不可能直接说赵国的制度不及秦国，也不会直接地劝诫赵王去变法改革，只有赵王心甘情愿地去做这些事情，一切才能够水到渠成。
荀子认为，只要赵国能够齐心协力，共同图谋国家的发展，赵国很有可能会起死回生。当然，荀子的观点与他的思想是分不开的。荀子认为人的力量能够胜过天地万物。他认为人都是群居性的动物，这种群居性让人们能够按照一定的标准，合理地分配生产工具和生产产品。分配合理自然大家协和，“协和自然一致，一致自然多力，多力自然坚强，坚强自然胜物”。反之，如果分配不合理就会引来争夺，争夺必然引发纷乱，纷乱就会导致分离，分离就会造成衰弱，衰弱就不能胜物。他相信，只要赵国能够合理地安排，人人各司其职，人尽其用，物尽其才，并逐渐让这种现象成为赵国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制度和传统，赵国必定强盛。
有记载称，当时的赵孝成王对于荀子的到来也是满怀希望的。他当时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使赵军所向披靡，击破秦军。故而赵孝成王一见到荀子，便开口先问道：“请问先生，如何用兵，才能够让赵军成为百战百胜的神兵？”
在荀子身边的临武君率先发言了。关于临武君，历史上对于他的介绍可谓少之又少。对于行军打仗，临武君连后来臭名远扬的赵括也是远远不如。但是论起纸上谈兵，他可是一点也不逊色。闻听赵王发问，临武君连忙说道：“上得天时，下得地利，观敌之变动，后之发，先之至，此用兵之要求也。”
荀子闻言，不禁摇了摇头。如果这番话出自廉颇、蔺相如之口，荀子就会以为他们是浪得虚名，但是这席话却让这位名不见经传的临武君说了出来。此话看似有道理，实际上则是漏洞百出。
荀子认为临武君的说法大谬，依照古代的用兵方术，其根本在于能否得到民心，使得军民一体、上下齐心。举个例子来说，如果弓和箭的调和不好，后羿即使天生神力也无法把微小的目标射中。想当初，士人、百姓都亲近和归顺了商汤，所以商朝最终战胜了暴虐的夏桀王朝；士兵和百姓的协和，使得西岐的雄兵能够无往不利，最终打败了无道的纣王。这样看来，一切便明了了：善于安抚民心的人才是真正善于用兵的人；统治者能够让军民一心、众志成城才能真正才能打赢战争。而现实中，秦国何以能够在军事上如此强大？就在于历代秦王都能够深谙安抚人民的手段，所以秦人争相建功立业，为秦王效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