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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书成之日，吕不韦也面临着和秦王政的争权问题。秦王政渐渐成长，并网罗了李斯等一大批青年才俊，和吕不韦分庭抗礼。
眼看自己的权力日益削弱，地位不断下降，甚至自己的威信也在与日剧减，吕不韦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就是让人将《吕氏春秋》全套书籍誊写完毕，进而悬挂在咸阳的城门之上。同时向整个天下发出布告，谁能够在原文上删除或者增加或者更新一个字，就会得到一千金的奖赏。吕不韦此举，看似莽撞，实则大有深意。
首先，这个布告无疑将《吕氏春秋》纳入天下舆论的中心地带，使得人人皆知这本书。通过一字赏千金的做法，让天下人都认识到，这本书果真是“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欲以并天下”的旷世奇书。其中文章字字珠玑，严谨完美，多一字太多，少一字太少，变一字太偏，更一字太窄。
其次，《吕氏春秋》代表的是吕不韦对自己志得意满、功震天下的自信。天下人看之，虽然有千金相诱，却无人敢去触及吕不韦的禁脔，敢于与虎谋皮。吕不韦在刹那间便声威大震，连秦王政也自愧不如。如此，其辅政大权就能够更加稳固，秦王要亲政，要对吕不韦下手，就要三思而后行。
毫无疑问，《吕氏春秋》出色地集中了上千人的智慧，汇集了先秦时期各家学说的精要，从宏大的视角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成为战国末年最为宏大的学术巨着。
《吕氏春秋》在思想上对先秦诸子进行了总结性的批判。《不二》篇中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倪良贵后。”客观地指出了他们并非完人。这部书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统一各家学说的思想，认为“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不二》），在统一的思想之下，最终实现“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一穴”的理想。《吕氏春秋》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对各家学说进行了改造、发展与摒弃。自然，在取舍方面，因为成书时间不长，各家政见不一，观点各异，遂有所疏漏，有失偏颇。尤其是在君王大业之上，吸收了孔子的统一王朝的思想，但是却不赞成恢复周王朝的礼治，而偏好封建君主专制。
《吕氏春秋》对于物质的起源也有自己朴素的认识，此书将宋尹学派的“精气”说拿过来加以改造。宋尹学派认为：“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而《吕氏春秋》说：“万物所处，造于太一，化于阴阳。”（《大乐》）和道家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进而延伸到对待社会历史的观念上，《吕氏春秋》认为历史是前进发展的，并在《长见》一文中提出：“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古今前后一也。”其观念坚持历史是环环相扣的，今天的人看待古代的社会，和后人看今天的社会，其实是一样的。因而为政者一定要适应时代和历史的变化，适当地变迁政策，如此才能够令社会长治久安。
综上可见，《吕氏春秋》无论是在其文学性、思想性还是在辩证性上，都有其独到的见解，前无古人自成一家。
是故司马迁毫不吝啬地称赞《吕氏春秋》“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在《报任安书》中，更是将之和《国语》、《周易》、《春秋》、《离骚》等千古奇作相提并论。东汉高诱也盛赞之，认为《吕氏春秋》“大出诸子之右”，说明他认为吕不韦这本书的成就高于先秦诸子，得以独领风骚。
关于《吕氏春秋》的成就和价值，还留待今人的不断探索，后人的不断思考，一切都难以定论。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吕氏春秋》正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研究，其价值也在不断被探索和发现，其光芒无法掩藏。
历史不断地前行，曾经的傀儡嬴政正逐渐成长起来，甚至有了要亲政的倾向。当时，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他们只是个公子，权力自然比不过吕不韦。吕不韦不仅是秦国的丞相，更是秦国的辅政大臣，军机政务全部集中在他的手中，可谓一手遮天。
可是纵观战国四公子，哪一位都是礼贤下士的能人，收买人心的高手。其门下食客皆号称数千人。这就让吕不韦心中产生极大的不平衡，自己堂堂一国丞相，总揽朝政，竟然门可罗雀，门客极少。于是，吕不韦决定，要做得比战国四公子更好，他不仅花费了大量的财力，招揽到了3000多门人，还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筛选，勇士、猛将等，吕不韦半点也看不上，他所喜爱的，是文采斐然、智谋超群之人。
这也许与吕不韦自身的身份有关，吕不韦本身是一个商人，精于计算、长于谋略，那些贩夫走卒，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莽夫，吕不韦怎么可能将他们放在眼里？秦国猛将如云、高手林立，吕不韦也犯不着去犯忌，蓄养那些征伐猛士。
吕不韦在权力上已经达到了一个巅峰，除非谋权篡位，否则再难有进一步升迁的机会。为今之计，只有通过着书立说，树立自己的威信，扩大自己的影响，继而名传青史，才能让吕不韦提起浓厚的兴趣。而且，吕不韦深知，仅仅凭借自己的才华，着书立说以传千秋万代，时间上不允许，能力也有限。只有充分地依靠自己的优势，才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
所以吕不韦决定，要借助那些擅长舞文弄墨的门客和擅长争辩的人才来帮助他实现这一愿望。吕不韦让门下食客各自着述，只要是自己所闻所见，所思所想全部都写出来。等到数千篇文章交上来后，吕不韦才发现，竟然五花八门，三教九流、士农工商、国家兴衰治乱、天地万物荣辱，没有什么不囊括其中的。表面上看来，这些文章没有任何线索可查，没有任何体系可表。这整个儿是一部杂文，水平不同，高低难榷，何以成就不世奇书呢？
这时候，一个门人向吕不韦建议，可以挑选一些写得好的人，对搜集上来的文章进行系统地筛选，对其归类整理，删除、更新和重新组合。吕不韦想以此书彪炳自己功绩，也希望它流传百世，所以他半点也没有马虎。书成之后，他还组织人员对其进行了数次修改，直到达到满意为止。
在众人的努力下，公元前239年，《吕氏春秋》（也叫《吕览》）横空出世。
《吕氏春秋》着述完毕后，吕不韦又挑选几位博学之人对这些文章进行遴选、归类，综合在一起。吕不韦自认为，《吕氏春秋》堪称千古佳作，甚至还夸口说，此书是包揽了天地、万物和古今的绝世奇书。
从当时的实际条件而言，能够成就如此鸿篇巨制，实在是很难做到。吕不韦借助秦国的强大以及自己的权势，才得以成书。
单以《吕氏春秋》全书的体系而言，可以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其中，十二纪是全书的精要所在，分为《春纪》、《夏纪》、《秋纪》、《冬纪》，每纪都是15篇，共60篇。在“法天地”的基础上，最终编辑而成了这部书。十二纪象征“大圜”的天，因此，《吕氏春秋》在这一部分，将十二月令作为组合材料的线索。《春纪》讨论的是养生的方法，《夏纪》论述的是教学与音乐理论，《秋纪》讨论的是军事战争问题，《冬纪》则主要论述人的思想道德问题。八览，因为丢失了一篇，所以只剩下63篇，自开天辟地而始，一直说到做人务本之道、治国之道以及分别善恶是非、如何驾驭百姓、成就君王大业等。六论则总共有36篇，杂论各家学说，但依旧有自己的主线。
在《吕氏春秋》26卷中，囊括了161篇文章（现在存有160篇），总字数达20多万。其内容驳杂，主要包括儒、道思想，同时还兼有墨、法、兵、农、纵横、阴阳家等各家思想，还涉及天文、地理、历法、数学、音律等方面。
所以《汉书·艺文志》一书中，将《吕氏春秋》列入杂家。这自然指的是其涉及的内容太多，太过驳杂。但是通观整本《吕氏春秋》，就可以发现它具备完整的组织系统，大量的理论构架，前后衔接严密的组织体系。恰如《用众》所说的那样：“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
吕不韦之所以编着这本《吕氏春秋》，就是想要集齐各家的精华，成就独立而富有特色的思想，因此全篇主要以道家思想、儒家思想为主，用以客观可信的态度，从公平科学的角度出发，对一切事物一视同仁，这也恰恰和《吕氏春秋·序意》所言：“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三者皆私设，精则智无由公。智不公，则福日衰，灾日隆。”吕不韦的观念，就是要融合各家学说，成就一部集大成的旷世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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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书成之日，吕不韦也面临着和秦王政的争权问题。秦王政渐渐成长，并网罗了李斯等一大批青年才俊，和吕不韦分庭抗礼。
眼看自己的权力日益削弱，地位不断下降，甚至自己的威信也在与日剧减，吕不韦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就是让人将《吕氏春秋》全套书籍誊写完毕，进而悬挂在咸阳的城门之上。同时向整个天下发出布告，谁能够在原文上删除或者增加或者更新一个字，就会得到一千金的奖赏。吕不韦此举，看似莽撞，实则大有深意。
首先，这个布告无疑将《吕氏春秋》纳入天下舆论的中心地带，使得人人皆知这本书。通过一字赏千金的做法，让天下人都认识到，这本书果真是“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欲以并天下”的旷世奇书。其中文章字字珠玑，严谨完美，多一字太多，少一字太少，变一字太偏，更一字太窄。
其次，《吕氏春秋》代表的是吕不韦对自己志得意满、功震天下的自信。天下人看之，虽然有千金相诱，却无人敢去触及吕不韦的禁脔，敢于与虎谋皮。吕不韦在刹那间便声威大震，连秦王政也自愧不如。如此，其辅政大权就能够更加稳固，秦王要亲政，要对吕不韦下手，就要三思而后行。
毫无疑问，《吕氏春秋》出色地集中了上千人的智慧，汇集了先秦时期各家学说的精要，从宏大的视角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成为战国末年最为宏大的学术巨着。
《吕氏春秋》在思想上对先秦诸子进行了总结性的批判。《不二》篇中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倪良贵后。”客观地指出了他们并非完人。这部书还创造性地提出了统一各家学说的思想，认为“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不二》），在统一的思想之下，最终实现“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一穴”的理想。《吕氏春秋》即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对各家学说进行了改造、发展与摒弃。自然，在取舍方面，因为成书时间不长，各家政见不一，观点各异，遂有所疏漏，有失偏颇。尤其是在君王大业之上，吸收了孔子的统一王朝的思想，但是却不赞成恢复周王朝的礼治，而偏好封建君主专制。
《吕氏春秋》对于物质的起源也有自己朴素的认识，此书将宋尹学派的“精气”说拿过来加以改造。宋尹学派认为：“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而《吕氏春秋》说：“万物所处，造于太一，化于阴阳。”（《大乐》）和道家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
进而延伸到对待社会历史的观念上，《吕氏春秋》认为历史是前进发展的，并在《长见》一文中提出：“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古今前后一也。”其观念坚持历史是环环相扣的，今天的人看待古代的社会，和后人看今天的社会，其实是一样的。因而为政者一定要适应时代和历史的变化，适当地变迁政策，如此才能够令社会长治久安。
综上可见，《吕氏春秋》无论是在其文学性、思想性还是在辩证性上，都有其独到的见解，前无古人自成一家。
是故司马迁毫不吝啬地称赞《吕氏春秋》“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在《报任安书》中，更是将之和《国语》、《周易》、《春秋》、《离骚》等千古奇作相提并论。东汉高诱也盛赞之，认为《吕氏春秋》“大出诸子之右”，说明他认为吕不韦这本书的成就高于先秦诸子，得以独领风骚。
关于《吕氏春秋》的成就和价值，还留待今人的不断探索，后人的不断思考，一切都难以定论。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吕氏春秋》正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研究，其价值也在不断被探索和发现，其光芒无法掩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