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综合各方意见之后，秦桦最终确定了支持常伟利的立场。她相信这是最符合自身利益和团队发展的选择。而这种决策背后所展现出来的智慧与果断，也将成为她未来成功道路上不可或缺的品质之一。

常伟利虽然来自海里，又是正局级领导，他和秦桦王有利等人确有共同语言。常伟利来自中原农村，考大学一步登天，毕业进了海，给领导当秘书。那位副国级领导常在电视上发表讲话，在报纸上和外国黑人白人握手交谈，常伟利整天为他服务，那是老祖坟冒了青烟，积了大德。

秦桦和王有利阳春也来自农村，聊天侃大山围绕农村的人和事，他们有的聊。聊天拉进了感情距离，让常伟利和秦桦成了心照不宣的知心朋友。当然，他们的朋友也不是纯感情的友情，更多掺杂利益关系，因为他们在局里工作生活，相互利用相互支持是最大的利益关系。常伟利需要有人抬轿子，他才能发号施令，在局里说一不二。秦桦需要常伟利全力支持，有好事儿才能有自己的份儿。出国调研就是最直接最明显的例子。

常伟利负责办公室工作，夏至的主官局长。每年局里外出考察调研都有名额分配，这种分配不是公平公正的，他是在少数处室多数局领导中的轮流分配，工会、事业单位根本轮不到。就是人们常说的别人煮肉吃，你连味儿都闻不到。

因为秦桦、阳春、王有利和常伟利感情友好，常伟利有好事儿就先想到这三个人。今年申报出国名额的时候，常伟利对夏至说：“出国考察是个福利，每一名干部都应该有份，特别是处级干部，老是看别人吃肉吃不到，早晚会出事儿。”

夏至很诚实的说：“以前没有先例，这些干部也没有人提意见。因为考察是根据业务处室分配的名额，有些处室属于服务型单位，和具体业务联系不上，没法解决。”

常伟利就说按照这个思维运行下去，永远是办公室、科技处、传媒处、电视剧处这个几个单位的人出国。我听说办公室的一名同志一年到德国七八次，和卖啤酒送啤酒的老板大姐都成好朋友了。

常伟利说的是办公室的刘毅武，他是联络员，每次出国都随队出发。考察团所走的路线、吃住的饭店、甚至喝啤酒娱乐场所都是固定的地方，刘毅武去了德国几次，嘴又爱说，操着半生不熟的英语和德语，和那些德国啤酒店的侍女闲聊，送些中国的礼品，慢慢竟成好朋友。三个月见不到面，看到中国的考察团就打听刘毅武来了没有，成为天都市委办局流行的笑话。

在常伟利的坚持下，刘毅武被拿了下来，让王有利当那个考察团的联络员，解决了考察业务不对口的难题。从此之后，秦桦、阳春等人按照这个模式出国，算是占到了大便宜。

从农村走出来的常伟利，总是能够做出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他并非是那种一味追求名利，忘记自己出身的官僚，相反，他始终保持着对家乡的深厚情感和对传统的尊重。这种情感，在王有利母亲去世的事件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王有利的母亲离世，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沉重的打击。在这个悲痛的时刻，按照机关单位的惯例，单位会派遣工会一名干部前去慰问，协助处理一些具体的事务。这样的慰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对员工家庭的关怀，但往往只是形式上的，缺乏真正的温暖和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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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的惯例，一般干部室工会派遣一个人，处室领导是派副局级干部到场。这名干部站在灵堂前，简单地鞠了个躬，然后匆匆离去，仿佛是在完成一项任务，而非真正关心员工的家庭遭遇。

这样的慰问方式，让人不禁感叹机关单位在人文关怀方面的缺失。慰问活动本应该是传递温暖、表达关爱的过程，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往往变成了走过场、完成任务的形式主义。这种慰问方式不仅无法给家属带来真正的安慰，反而可能让他们感到更加孤独和无助。

局党组派常伟利代表局领导局机关去王家吊唁慰问。常伟利去后特意穿上了白棉布做的孝衣，按照农村的送殡礼节，行了大礼祭24拜。他庄重而虔诚地跪在灵前，一丝不苟地完成每一个动作，仿佛是在向王有利的母亲表达最深的敬意。他的这一举动，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动容。

随后，常伟利又钻进灵堂，和王有利兄弟以及王家子孙一起守夜，直到第二天把王母送进墓坑下葬才回来。他的这一举动，让王有利深感感动，也让秦桦阳春等人感到敬佩。

“人家是正局级副局长，能放放下身段当孝子，多年的兄弟也至多做到这个份。”秦桦阳春感叹道。在常伟利身上，他们看到了一个真正有情有义的人，一个能够放下身段，尊重传统，关心他人的好领导。

因为常伟利的举动，几个人把他当做知己，当做哥们儿兄弟，愿意为他上刀山下火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然而，对于这一切，常伟利却并没有太在意。他淡然地对王有利说：“咱们都是同事，不要那么多事儿。把工作干好，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