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没办法给予他们完美答案。

西红柿、土豆传入欧罗巴几十年还在当花来养呢，顽固的传统，固执的偏见总是伴随着人类，每一个人都无法避免。

人类就是在磕磕绊绊中以生命为代价艰难爬行的，总要付出代价。

只是这份代价不是谁都愿意承担的，往往是被动赋予，例如有了饥荒，就什么也都吃了。

但现在还不至于。

既然无论管事还是耆老都不愿意，我也不会强行推行，那没有好结果，庄稼长不好还把人逼的走投无路似的。我又不缺钱，何必呢。

我对他们说，“你们的担忧不无道理，我听从你们的意见，暂缓大力推行新种。”

听我这样说，房中人的表情明显轻松了许多。

一名管事明显轻松过了头，他恭敬的对我说，“若是殿下信得过咱庄户人，不妨将种子都分与大家，各家在园子里种些，想必也足够支应王府用度了。便是养不好，也只是园子里的事，不伤根本。”

我信你个球，辛辛苦苦弄来的种子可不是给人糟践的，

我没搭理他，转而对周总管说话。

“在京郊买100亩地，距离京城越近越好，再招10家佃户，要老实本分，勤劳肯干的。告诉他们，为瀛王府种地一年，给银24两，每月月头发放。

只要按照王府定的规矩做，庄稼病了死了与庄户无干，若收成好，本王另有10两往上的赏赐。跟他们说清楚了，王府只给银子，收成都还是王府的！”

周总管急忙答应着，眼神却冷冷向周围看了一圈。

我的这个极符合年龄的任性决定配合我略显生气的表情，却是把在场人吓得不轻，几个胆子小的管事直接就跪了，老汉们也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现在也不用我讲道理了，管事的跪地求着说可以种，而且保证能种好。

说起这庄子，我也是有些蛋疼的。

并不是我家的地我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是我有所有权，但没有经营权，在这里所有权称田地权，经营权称田面权。田地可以买卖，而田面也可以转让。更绝的是如果一户佃农在一块土地上耕种二十年往上，这田面权就永久属于他了，可以父传子子传孙，一辈一辈的传下去，除非他转卖或者放弃，否则地主就无法收回田面权。

这是张居正留下的政治遗产，把权益向佃农倾斜，好让他们安于种地，稳定国家税收。

所以佃农也不是任由地主拿捏，地租高了拍拍屁股就走，换一家做事，地租低了，他还能将田面出租，抽些份子钱。

在京畿，三成地租就是一条线，说我地主有良心，我只收两成，然后佃户就笑了，把田面出租，自家再去租块地。说我地主想把田面权握在手中，提高地租把看不顺眼的佃农赶走，确实可以，但名声臭了，十里八村的再想找家佃户可就难了，难道自己去种？

我故去的娘亲还是很聪明的，地租定在三成，略低于市面上平均四成的地租但佃户转租却无利可图，既能获得稳定的佃户还能博取个好名声。

而四成的地租，田面交易就会明显增多，这也是地主最为头疼的事，更换佃户往往会产生债务、赋税等各方面的纠纷，佃户大不了破房子不要了走人，但地主却不能。但收三成租子，对于只有十几户佃农的小地主来说又是不可承受的，不能维持他的体面生活。

像我家这样的，就是因为土地足够多，而且本来也不大指望着地里的碎银几两！

所以说地主压榨佃户也是有限度的，但这个限度取决于人口密度，密度越大，压榨的越狠。

我手里的庄子，佃户成分又分两种，一部分为家奴，也就是贱籍，这部分人没得选，只能世代为我干活，除非我发还他们身契，改籍良民。一部分为佃户，人家也算良民，子孙也是可以科考的。

两部分人混杂在一起，这待遇自然也不会有两样，也是同样的三成地租，若家奴没有犯错，我也不能随意剥夺人家的经营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