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华阳说道：“强兵的问题还有很多，提高士兵饷银只是其中一项，以后朕还会有更多的措施去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强兵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这个以后再说，师父身居高位多年，想必早就想过如何解决百姓富足的问题，就请师父讲解一二吧。”
文天祥放下筷子说道：“富国之道，首在富民，富民之道，首在富农，只有农民富足了，粮食丰收了，国家仓廪实，自然就富强了，昔日商鞅变法，二十年内使秦国崛起与东方六国，正是奖励耕战，重农抑商，使秦国的国力超越东方六国，最终统一天下，汉朝建立后，汉文帝、汉景帝同样采用重农抑商，支持农业发展，最终创造了文景之治，为后来的汉武帝刘彻北击匈奴创造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隋朝建立后，隋文帝杨坚同样重农抑商，创造了有名的开皇之治，唐太宗李世民同样采用重农抑商政策，使大唐迅速安定下来，仅用数年时间，打败突厥，成为天可汗，并创造了贞观之治，这些明君之所以创造盛世，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重农抑商，所以我大宋要想光复中原，应效仿这几位明君，采用重农抑商政策，迅速发展农业，使国家府库迅速充实起来。”
王华阳听着文天祥的话，想着如何辩驳。
重农抑商政策在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朝代，有着不同的形式，具体表现形式受到当时经济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影响。
重农抑商政策是中国古代所有封建王朝基本的经济指导思想和国策，包括经济发达的南宋也是重农抑商。
重农抑商政策其主张是重视农业生产、以农为本，限制工商业的发展。
重农抑商”、“农本商末”的思想深深制约和影响中国历史的发展。。
在中国两千余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重农抑商”政策与历史相伴相生。
重农抑商产生于封建制度产生和巩固的春秋战国时代，成熟于封建制度兴盛的秦汉时代，之后便被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各朝代继承，古代的中国是封建专制的农业帝国。
历代中国王朝都强调“以农为本”。
中国封建社会采取这种政策，归根到底是由其经济基础决定的。国家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的主要部门是农业生产。
农业是古代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提供给人们最基本的生活资料，历代统治者都把农业当作根本性的大事来抓，采取一系列督促、鼓励、组织农业生产的措施，提高农业产量，将农民紧紧束缚在土地上。
“重农抑商”政策使得农业生产成为财富的标志，农业生产又依赖土地。
因此土地成为最重要的社会财富，地主阶级没有新的财富增长点，就开始囤积土地，这也导致地主官僚不断兼并土地，使土地高度集中，农民破产流亡，影响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激化了阶级矛盾，造成农民起义爆发，最终推翻一个旧王朝，建立一个新王朝，如此循环往复。
历史书上明确记载中国自明朝中后期，在一些经济相对较发达地区，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当时明朝统治阶层出于自身统治的需要，对资本主义萌芽非常害怕，世人可以通过拥有土地之外的财富，这样就会对朝廷形成威胁。于是朝廷采取各种措施将资本主义萌芽给掐断了。
重农抑商的政策最终导致中国的社会财富没有得到爆炸性的增长，在鸦片战争到来之际，中国的经济主要还依靠农业，虽然中国当时的国内生产总值占到全球的三成，但是产品主要是农产品及陶瓷、茶叶、丝绸等，当西方以蒸汽为动力开展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时候，中国还采用着两千年前的生产方式，农民生产了一年，仅仅都温饱，根本没有多余的银子购买手工业产品，而中国生产的手工业品，尤其是纺织业，在大工业大机器面前，成本是人家的数倍至数十倍，完全没有竞争力，中国的小农经历更是限制了市场的形成，久而久之，中国逐渐落后于西方。
重农抑商在封建社会早期确实起到了稳定国家，积蓄民力的作用，但是农业的产值是有限的，要想获得更大的财富，必须要发展商业。
王华阳示意太监将碗筷收走，接过漱口水漱了漱口，并接过毛巾擦洗过双手。
王华阳慢慢的说道：“师父，农业是国家稳定的基石，毕竟有句古话叫做“无农不稳”吗，农业丰收，农民就能稳定，农民不造反，国家就能发展，但是咱们现在处在的时代和地方不一样，昔日商鞅变法，重农抑商，使关中八百里秦川成为大秦的粮仓，秦国百姓有了粮食，自然参军的热情高涨，但是您别忘了，秦国自己重视农业，并不是因为商业不需要，相反，秦国拿出自己的物产与东方六国进行交易，保证自己需要的战略物资都能够买到，如今，大宋偏安海外，自身物产有限，单纯的发展农业，仅能保证百姓温饱，不能解决百姓更高水平的生活要求，农业只能解决温饱问题，商业才能发展经历。”
小主，
文天祥说道：“皇上，您说的这些三百年前王安石太傅曾经推行过，确实成效显着，王安石变法期间，大宋国库积累了朝廷二十年的用度费用，并且出兵收复了现在的甘肃，拓地两千里，但是变法最后随着神宗皇帝的驾崩被取消了。”
王华阳这才想起历史书上有名的王安石变法，当时历史书上介绍了整整一页，原本以为只是一场普通的变法，现在自己身处这个时代，才发现王安石变法是多么的超前，如果王安石变法能够像商鞅变法一样被后世君王执行下去，就不会有后面的“靖康之变”，大宋说不定就是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