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华阳笃信，只要兵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么自己完成中央集权就能实现。
并且王华阳也知道，户部的赵瑞是宗室中人，他是不会反对增加对乡村的控制的，现在大宋的兵权、财权都在自己的手里，现在唯一要搞定的就是文官之首、代表地主士绅利益的文天祥了。
王华阳不紧不慢的说道：“文大人，朝廷与地主士绅共天下朕不反对，这是大宋开国之初便形成的局面，但是文大人有没有想过，朝廷的各项制度让这些地主士绅去执行，本身就是割地主士绅的肉，他们能同意吗？还有吏部刚才说，如果朝廷收回各地县衙属员的任用权，会增加朝廷的支出，朕且问你，这些属员的俸禄虽然不是朝廷发的，难道是天下掉下来的不成？”
吏部尚书刘敬说道：“不是，是县长增加百姓的赋税，留在当地给属员发放俸禄的。”
王华阳说道：“刘大人说的非常正确，这些俸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百姓那里收取的杂税，然后县长再以个人的名义发放给自己的属员，既然还是百姓养着他们，为什么要让县长来发放而不是朝廷来发放？”
户部尚书赵瑞说道：“如果是朝廷发放各地县衙属员的俸禄，那么就得增加朝廷正税，这样就会违背当年太祖皇帝定下的三十税一的国策。”
王华阳说道：“太祖皇帝距今有三百年了，三百年前制定的政策，我们是不是也要改变一下了，就是因为太祖皇帝制定的税率为三十税一，所以朝廷的正税只收三十税一，但是百姓真的只交三十税一吗？三十税一只是名义上的好听，百姓承担的税率基本都在十税三，多征收的百分之二十七都被县长和地主士绅分了，既然百姓的税没有减少，为什么朝廷不能改变一下，将正税增加到十税一，然后县衙属员的俸禄统一由朝廷发放，这样各地就没有借口再征收杂税，百姓的负担是不是变相的降低了。”
文天祥说道：“皇上说的话我们都懂，我们也知道如果朝廷提高税率，将县衙及乡长、村长的俸禄一并发放了，地方上就没有任何借口再征收杂税，这样百姓也不会被苛捐杂税祸害，但是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已经一千多年了，各地地主士绅把持着地方权利，想要改变谈何容易？并且咱们光复中原还需要地主士绅的支持，如果咱们在大宋岛取消地主士绅的权利，那么将来咱们光复中原的时候，中原的地主士绅很可能会站在蒙古人那边。”
文天祥最后的话确实是王华阳没有想到的，一项改革很容易制定，但是要让大部分人支持却不容易，地主士绅掌握乡村权利已经一千多年，与皇权已经形成了默契度，皇上保证地主士绅的权利，地主士绅维持地方上的稳定，二者相辅相成，一旦皇上收回了地主士绅的权利，那么就会失去地主士绅的支持，这帮地主士绅很可能会换一个人或者换一家人做皇帝，隋炀帝杨广大搞科举制，目的就是摆脱关陇贵族的控制，关陇贵族感觉到了危险，直接将杨广赶下台，让听话的李渊家族代替杨家，建立了唐朝。
但是大宋要想超越大元，光复中原，必须进行一次深彻的变革，使得位于社会底层的农民能够支持朝廷，地主士绅阶层只占了整个社会人口的百分之五，而农民却占了百分之九十五，只有让农民参加到国家的变革中来，并且让农民得到实惠，才能让大宋变得富强。
王华阳说道：“文大人，大宋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农民，你觉得农民重要还是地主士绅重要？”
文天祥说道：“皇上，不能以人数决定谁更重要，地主士绅掌握着大量的土地，大量的资源，只有得到他们的支持，朝廷才能正常的运转，如果没有地主士绅的支持，仅仅依靠农民，朝廷的正常运转都是问题，并且农民大部分目不识丁，不知教化，不懂礼仪，中华文化的传承，需要的是地主士绅而不是农民。”
王华阳知道自己已经陷到了文天祥的陷阱了，如果自己与他辩论农民和地主谁的素质更高，那么农民的素质永远会低于地主，如此，自己的计划将不攻自破，王华阳决定另辟蹊径。
王华阳说道：“文大人，在中原咱们可能需要地主士绅的支持，但是在大宋三岛和海东岛，我看未必吧，大宋三岛的土地，除了曼古达图部落和阿罗约部落领地，阿基诺部落故地和海东岛全岛的土地都是国家的。”
“是吗？”王华阳问道：“刘大人掌管吏部，你给朕说说为什么具体的情况？”
刘敬说的情况正是在中国古代皇权不下乡的事情，王华阳在历史书上学习过，在古代中国，一个村子可能就是一个家族，一个乡是几个家族组成的，而一个县是由无数个家族形成的，古代封建王朝要想管理一个县，只能依靠一些大家族，朝廷委派的县令，也只是管理府衙所在地，偏远的山村都是看着家族家规在管理，朝廷的政令往往只能传达到县城，在往下传达，往往没有大的效果。有些大的家族有几千人，地方官员根本不敢管理，还得依仗这些地主豪强来管理，正以为如此，朝廷在一个县城委派的人员往往只有几人，甚至只有县令是拿朝廷俸禄的，其他的人员则都是让当地的豪强大族来担任，这些人自然不在朝廷发放俸禄的名单之列，比如阳谷县令聘请武松做都头，按照大宋律法，犯过罪的人是不能进入官僚系统的，但是武松的这个都头确实阳谷县令自己聘任的，完全不用向朝廷打报告，更不用资格审核，而武松的俸禄不是朝廷发放的，是阳谷县令在正税以外征收的杂税，然后雇用当地的人做县衙的衙役，这也是中国古代吃财政饭的人少的原因，因为很多人吃着皇粮，但是皇粮不是朝廷发的，而是地方上自己筹措的。
然而地主士绅往往为了自己的利益，置国家的利益于不顾，朝廷的税率是三十税一，到了地主士绅这里变成了十税三，增加了十倍，在灾荒年景，一些地方发生了灾害，地主士绅又希望朝廷拿出银两赈济灾民，如果朝廷不能有效的赈济灾民，往往会激起民变。
百姓并不知道他们所交的赋税百分之九十被地方留用，只有十分之一送到了朝廷手里，一旦朝廷赈灾不力，灾民就会举起抗议的大旗，而别有用心的地主豪强往往会利用灾民的无知，将矛头引向朝廷。
灾民暴乱打的旗号是反朝廷，朝廷自然是派出士兵剿灭乱民暴乱，而始作俑者地主士绅在战后不仅不会得到处罚，反而会因为维持地方稳定而受到朝廷的嘉奖。
吏部尚书刘敬说道：“皇上，您常年住在皇宫里，可能不知道乡里的情况，一个县，一个乡甚至一个村，如果要想治理好，朝廷派人的话可能需要十个人，并且还不一定能处理好，而如果让大家族的族长管理的话，一个人就够了，比如说征税，如果要朝廷派出征税人员，一个村就得需要一个收税人员，大宋六万个村子，就得需要六万个收税员，按照现在俸禄的最低标准，一个人一个月一两银子，一个人一年就得十二两银子，那么仅收税员一年就得需要七十二万两银子，户部现在一年的税赋总额才六百万两，仅一个收税员就要占去十分之一，朝廷如果在村一级设立收税员，那么是不是还应该给村长发放俸禄，还的需要七十二万两银子，如果地方上所有为朝廷办事的人员都吃皇粮，那么吃皇粮的人将会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朝廷根本负担不起，大宋现在的管理体制正是严重的隋唐两朝的管理体制，只在县一级设立朝廷派出机构，按照朝廷典制，设立县长一名，其余人员三十六名，有县长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自行招募人员，而自行招募的人员所用的费用由县长自行筹措，这样的话，朝廷赋税供养的人口将大大降低，而县长雇用的人员都是当地有名望的人，他们管理起当地来更加顺手，也更加顺利，如果由朝廷派驻人员管理各乡各村的事务，在到处都是家族和人情世故的社会，朝廷人员根本无从下手，最后还得仰仗地主士绅来处理，与其这样，还不如直接让他们管理，朝廷还不用给地主士绅发放俸禄。”
文天祥补充说道：“在隋唐之前，中原王朝也曾经将皇权深入到村里，那就是秦朝，秦朝自商鞅变法后，将村长、里长、亭长纳入朝廷官僚体系，村长负责村民的四季劳作、官府赋税，军队征兵、府衙徭役，村长事无巨细的管理者自己村子的人，但是那是在秦国还没有统一天下之前，秦国只有五百万百姓，这种精细化的管理模式可以快速的执行朝廷的政令，但是随着秦始皇统一六国，秦朝管理的疆域扩大，这种事无巨细的管理方式，使得朝廷的管理机构满负荷运转，使得人人被束缚在土地上，最终酿成了陈胜吴广的大泽乡叛乱。后世的汉朝吸取了秦朝的教训，开始慢慢的将皇权收回到县级，县级以下就让地主和士绅来管理，发展了一千年，慢慢的就形成了现在这种皇权不下县的局面，皇权不下县，但是并不意味着乡村不受朝廷管理，而是朝廷将乡村的管理权委托给了地主和士绅，中原王朝发展到现在，实际上就是皇权与地主士绅共治的局面。这种局面已经延续了一千年，皇上现在要在地上上委任官员管理乡村，等于就是夺了地主士绅的权利，地主士绅在当地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如果没有他们的配合，朝廷很难维持在各地的统治，皇上的军政分离臣是赞成的，但是皇权下乡臣持反对意见。”
小主，
众多官员见文天祥明确了反对意见，纷纷附和。
这也不怪他们，大宋虽然采用的是科举考试制度，但是在当时，能够读书的百分之九十是地主士绅子弟，一般农民，手工业者是没有多余的银子给孩子请私塾先生的，商人的子弟更是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而地主士绅就是当年隋唐之前的贵族世家，经历了千年，当年察举制的得利者依旧是科举制的得利者，只不过科举制给了穷苦书生一个上升的机会，小说里那些穷书生中状元的情节在古代是很难发生的，一个成年男子如果没有足够的家底做支撑，仅靠父母在田里劳作是支撑不了他读书的。
而考中科举的读书人基本都是地主士绅家的子弟或者旁支，现在王华阳要剥夺地主士绅在地方上的权利，等于是剥夺了朝中大臣家族的权利，他们自然是反对的。
王华阳最近一直在研究如何增加中央集权，中国只有完成了中央集权，才能将全国的力量调动起来，集中力量办大事，而如果要中央集权，就要收回地主士绅的权利。
好在大宋没有豪强和贵族，唐朝末年黄巢起义，转战大半个中国，将中国上古时代传下来的贵族集团基本杀了一遍，正是因为如此，进入宋朝后，宋朝之后地主和士绅，当年能够影响中国政治走向的各个大家族都消失在黄巢的屠刀之下。
王华阳既然想完成中央集权，自然是想好了如何应对这些大臣。
将文天祥的职位往上升了一级，由太尉升为丞相，自然而然的剥夺了文天祥的兵权，文天祥的兵权被悄无声息的剥夺，大宋的文官集团就再也没有掌握兵权的人，之后将兵部脱离六部，更是让一个没有统兵经验的谢飞统领大宋三军，正是因为王华阳看到谢飞是张世杰的人，之后被陆秀夫重用，现在张世杰、陆秀夫都不在了，而谢飞在军中又没有任何根基，便是王华阳掌控军队的最佳人选。
王华阳笃信，只要兵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么自己完成中央集权就能实现。
并且王华阳也知道，户部的赵瑞是宗室中人，他是不会反对增加对乡村的控制的，现在大宋的兵权、财权都在自己的手里，现在唯一要搞定的就是文官之首、代表地主士绅利益的文天祥了。
王华阳不紧不慢的说道：“文大人，朝廷与地主士绅共天下朕不反对，这是大宋开国之初便形成的局面，但是文大人有没有想过，朝廷的各项制度让这些地主士绅去执行，本身就是割地主士绅的肉，他们能同意吗？还有吏部刚才说，如果朝廷收回各地县衙属员的任用权，会增加朝廷的支出，朕且问你，这些属员的俸禄虽然不是朝廷发的，难道是天下掉下来的不成？”
吏部尚书刘敬说道：“不是，是县长增加百姓的赋税，留在当地给属员发放俸禄的。”
王华阳说道：“刘大人说的非常正确，这些俸禄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百姓那里收取的杂税，然后县长再以个人的名义发放给自己的属员，既然还是百姓养着他们，为什么要让县长来发放而不是朝廷来发放？”
户部尚书赵瑞说道：“如果是朝廷发放各地县衙属员的俸禄，那么就得增加朝廷正税，这样就会违背当年太祖皇帝定下的三十税一的国策。”
王华阳说道：“太祖皇帝距今有三百年了，三百年前制定的政策，我们是不是也要改变一下了，就是因为太祖皇帝制定的税率为三十税一，所以朝廷的正税只收三十税一，但是百姓真的只交三十税一吗？三十税一只是名义上的好听，百姓承担的税率基本都在十税三，多征收的百分之二十七都被县长和地主士绅分了，既然百姓的税没有减少，为什么朝廷不能改变一下，将正税增加到十税一，然后县衙属员的俸禄统一由朝廷发放，这样各地就没有借口再征收杂税，百姓的负担是不是变相的降低了。”
文天祥说道：“皇上说的话我们都懂，我们也知道如果朝廷提高税率，将县衙及乡长、村长的俸禄一并发放了，地方上就没有任何借口再征收杂税，这样百姓也不会被苛捐杂税祸害，但是皇权不下县的传统已经一千多年了，各地地主士绅把持着地方权利，想要改变谈何容易？并且咱们光复中原还需要地主士绅的支持，如果咱们在大宋岛取消地主士绅的权利，那么将来咱们光复中原的时候，中原的地主士绅很可能会站在蒙古人那边。”
文天祥最后的话确实是王华阳没有想到的，一项改革很容易制定，但是要让大部分人支持却不容易，地主士绅掌握乡村权利已经一千多年，与皇权已经形成了默契度，皇上保证地主士绅的权利，地主士绅维持地方上的稳定，二者相辅相成，一旦皇上收回了地主士绅的权利，那么就会失去地主士绅的支持，这帮地主士绅很可能会换一个人或者换一家人做皇帝，隋炀帝杨广大搞科举制，目的就是摆脱关陇贵族的控制，关陇贵族感觉到了危险，直接将杨广赶下台，让听话的李渊家族代替杨家，建立了唐朝。
但是大宋要想超越大元，光复中原，必须进行一次深彻的变革，使得位于社会底层的农民能够支持朝廷，地主士绅阶层只占了整个社会人口的百分之五，而农民却占了百分之九十五，只有让农民参加到国家的变革中来，并且让农民得到实惠，才能让大宋变得富强。
王华阳说道：“文大人，大宋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农民，你觉得农民重要还是地主士绅重要？”
文天祥说道：“皇上，不能以人数决定谁更重要，地主士绅掌握着大量的土地，大量的资源，只有得到他们的支持，朝廷才能正常的运转，如果没有地主士绅的支持，仅仅依靠农民，朝廷的正常运转都是问题，并且农民大部分目不识丁，不知教化，不懂礼仪，中华文化的传承，需要的是地主士绅而不是农民。”
王华阳知道自己已经陷到了文天祥的陷阱了，如果自己与他辩论农民和地主谁的素质更高，那么农民的素质永远会低于地主，如此，自己的计划将不攻自破，王华阳决定另辟蹊径。
王华阳说道：“文大人，在中原咱们可能需要地主士绅的支持，但是在大宋三岛和海东岛，我看未必吧，大宋三岛的土地，除了曼古达图部落和阿罗约部落领地，阿基诺部落故地和海东岛全岛的土地都是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