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着那张彩色图纸，听着陌生的医学名词，冯芸心乱如麻。她焦急地问：“这病能好吗？”

医生让她别紧张，康复的案例很多，只是需要一点时间。家长首先做到自己不焦虑，相信孩子的自我修复能力，然后积极配合治疗，至于疗程的长短，则因人而异。

她又问到孩子的爸爸，说这种情况最好做几次家庭咨询，因为孩子的康复需要全家人一起努力，环境很重要。

提起老公，冯芸不由叹了口气。这三天，她带着孩子跑医院，他不仅没有跟着一起，反而还抱怨她大惊小怪，故意给自己的母亲找难堪。他说孩子本来就不爱说话，过几天说不定就没事了。

医生听了冯芸的陈述，颇为无奈地摇摇头，让冯芸尽量说服家人。

回到家中，冯芸把女儿的病历塞到杨砾手里。

他看着诊断书上密密麻麻的字，竟也一时“缄默”了。回想起几天前当着孩子的面与冯芸争吵时她瑟瑟发抖的幼小身躯，他真恨不得给自己几个耳光。

他把女儿轻轻抱在怀中，心疼又无奈。

沉默良久，他问冯芸：“医生怎么说？”

“要做专业的心理治疗，每周两次。”冯芸如实相告，语气里听不出情绪。

从医院回家的路上，她已说服自己接受现实，抛开于事无补的伤感，回到用理性解决问题的轨道上。

“好。”杨砾大致也能猜出这个病意味着什么。作为大学老师，他也曾带着患抑郁症的学生去看过心理门诊。

事已至此，他不得不正视母亲的疏忽带来的后果。

“最好还要辅以家庭治疗，咱俩都得参加。”冯芸补充道。

“嗯。多长时间能治好？”他隐约预感，这会是个长期工程。

“不好说，完全康复需要一个过程。所以，咱们的生活得做出调整。”

听到调整二字，杨砾心中“咯噔”一下。

见他不语，冯芸接着道：“要么是你，要么是我，得分出大块的精力在雨萱身上，陪她康复。她五岁了，明年就要上学。要是一直这个样子，还能正常入学吗？你考虑考虑吧。”

冯芸的话里完全没有提到婆婆，看样子是不打算继续让她留在家里了。

杨砾明知此刻无法继续袒护母亲，却仍寄一丝希望于母亲代劳，只是现在还不能提。婆媳之间正僵持不下，冯芸不会同意的。

可是母亲含辛茹苦养大了他，生活自理、经济自足，从不给他的小家庭添麻烦，怎么说都是个不可多得的好母亲，总不能因为这一次错误就将她全盘否定吧？为什么不能留下来将功折过？

冯芸也未免太较真了。

结婚七年来，杨砾第一次面临这种难题。他开始怀念从前的日子，那时婆媳俩还维持着表面上的和气。

母亲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冯芸却有她的大胸怀——不要彩礼，带着一套首都的房产作为嫁妆，怀孕生女都不劳婆婆伺候，钱也不用她出，逢年过节红包、礼物如期奉上，样样拿得出手。

她有种睥睨众生的姿态，不屑于同他母亲计较，甚至对他也有俯视之姿。她最大的兴趣就是工作赚钱，求得丰厚的报酬，再用这些报酬去摆平所有的关系，与婆婆的、与丈夫的、与原生家庭的。

此刻，杨砾终于意识到，从前冯芸用“不计较”换来的安宁是脆弱的，一旦触及底线便不堪一击。他的底线是母亲，而她的底线是孩子。

难道只能让母亲回老家去了？不，不行。

冯芸哪肯轻易放弃工作？她话里的那两个“要么”最后还是会落到他头上。但是，这次他不能再妥协了。

现在正值自己事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必须将更多的精力投入科研，绝不能反其道而行之。

杨砾决定放低姿态，设法做冯芸的工作，缓和婆媳矛盾，以求母亲能留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