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根本不在乎这些，只要能收上来税，你们各省爱咋咋地，别影响我吃香喝辣就行，终元一朝连科举都懒得举办几次。

说到契约，华夏是最讲诚信的，一口唾沫一个钉。

只要有约定，就算是砸锅卖铁也要兑现承诺。

至于说西方的契约，那就是扯蛋，签了字之后不是想办法去完成，而是抠字眼，钻研契约里面的漏洞，找各种理由，最后就是完美的逃避了各种风险。

清末西洋人在广东一带开办的保险公司就属于这种。

这便是东西方的差异，华夏是想办法努力完成契约，而西洋人只是利用契约来攫取利益。

当然了，后世……

“官家的十条，说的已经很详细了，距离明年春耕虽然还有段时日，但种子、农具还是要提前准备才行。”陆秀夫说道。

“嗯，陆相说的是，这俗话说未雨绸缪，备而有之，有备无患。就让户部和工部一起着手此事，尽快准备妥当。多制备一些也不要紧，总比少了要好。”

“还有一事，尽快把我朝因伤退役的士卒安排下去，充实到各地，这些人都是为我大宋流血牺牲的，忠诚可靠。”

自古皇权不下乡。

所谓“皇权不下乡” 说的是乡一级没有吃皇粮的官吏。

封建王朝，最低的就算县一级的官员，也就是县官，即“七品芝麻官”。

“乡”来源于西周王朝，已经存在三千多年的历史。

秦汉时期，设立郡县制，朝廷任命官员到县一级为止。县以下设乡、亭、里。百户为里，十里一亭，十亭一乡。

一“乡”就是一万户百姓。

泗水亭长刘邦可是管着十里（一千户）百姓的“土皇帝”，权力还是相当大的。

唐代则百户为里，五里为乡。

宋基本上随唐朝制度，仍实行乡里制度。百户为一里，五里为一乡。

一乡约五百户。

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实行保甲制度，即“保甲法”。

十户为一保，选一人为保长；

五保为一大保（五十户），选一人为大保长；

十大保为一都保（五百户），选一名能服众者为保正，另外一人为副保正。

保以下设“甲”，即每户为一甲。

每甲（户）中有男丁两人者，抽一人为保丁，农闲时接受军事训练，以保证兵员充足。

王安石的“保甲制度”使宋朝在乡间建立起了一套更严密的网络，有利于宋朝对内统治。

虽然宋朝的保长和保正仍然是广大农村自治的产物，和秦汉、隋唐并没有本质的区别，但其权力已经大大减弱。

由于“保甲制”采用了连坐制度，乡村之中发生重大事件，不管是保长还是保正都不敢再一手遮天，而是尽量把事情移交给县一级官员处置。

即便是保正想这样做，其他人为了自家的安危也会去告发，这一点已经是非常大的进步。

“官家，我朝的保甲制度已经非常完善，倘若将这些因伤退役的将士们安置到一个新的地方，到时候人生地不熟，势单力薄，倘若遇到本地保长们的排斥、掣肘，甚至打击报复，又当如何处置？”陆秀夫提出了自己的质疑。

陆秀夫不愧是老谋深算，老臣谋国。一眼就看到朝廷随便派两三个伤兵，去陌生的地方管理乡间百姓，势必要和当地产生矛盾。

“这个好办，每一都保增设副保正一人，由退役士卒担任，另外再派若干名伤兵从中协助。新增的副保正对乡间事宜均负有监督职责，若真遇到难处也可以直接到县城求援嘛。”

村庄自治由来已久，即便是搁在后世也是有很大自治权的。

赵昺要做的并不是全盘否定，而是着重增加监督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