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后汉书·李恂传》中提到，太守颍川李鸿请求任命李恂为功曹，但还没等到李恂上任，州里就已经将他辟为从事。

总的来说，辟除制度为各级官员提供了选拔人才的途径，使得一些有才能的人能够得到重用，同时也加强了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联系。

然而，这种制度也存在一定的弊端，容易导致官员滥用职权，形成裙带关系，影响政治清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辟除制度逐渐演变为九品中正制，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选官的主要制度。

最后一种方式是官吏凭借自己的积功与资历获得晋升，在汉代称为“功次”。这种方式与察举和辟除不同，它并不依赖于他人的推荐或选拔，而是基于个人的功绩和服务年限。功次与察举和辟除没有必然的联系，但却是一种重要的晋升途径。

据汉简记载，官吏功劳的积累有两种方式，一是日常工作日的累计，二是经过考核后的“赐劳”。日常工作的积累以实际出勤日加上法律允许的优惠日计算。例如，《北边挈令》记载，北边挈令第四规定：候长候史日迹及将军吏劳，二日皆当三日，增劳。也就是说，在特定情况下，两天的工作可视为三天的功绩。

而经过考课，考核优良后将政绩记载于簿册，称为“赐劳”。通过这两种方式，官吏积功至一定程度就可以晋升。与其他方式相比，功次制度提供了更多的晋升机会，因为它不依赖于少数人的推荐或选拔，而是基于广泛的功绩积累。因此，其晋升比例远远大于其他的方式。

在秦国，由于实行了文武分职，需要建立一套适合的官员晋升制度。刘胥认为现有的制度无法满足需求，于是他借鉴了唐朝的制度形成了新的功次制度，并结合原有的察举制，废除了辟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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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来，可以更好地管理和激励官员，提高政府的效率和治理能力。同时，新的制度也能够更好地适应秦国的政治环境和发展需求，为国家的繁荣稳定奠定坚实的基础。

新的功次制度同样有四个标准，《新唐书·选举志》记载：”一曰身，体貌丰伟；二曰言，言辞辨正；三曰书，楷法道美；四曰判，文理优长。”

如果这四个标准都能符合，那么首先就要看其德行如何，如果德行相同，就看其才能怎样，如果才能相同，就看其功劳大小。对于文职官吏来说，他们的晋升方式主要是通过考课来实现的。

在秦国，官吏每年都需要接受考绩，每个官员至少要经历四次考绩，这些考绩由尚书省吏部主持。

考绩的方法包括所谓的“四善”和“二十七最”。

其中，“四善”是用来考察官员的一般行为表现的，具体包括“德义有闻”、“清慎明着”、“公平可称”以及“各勤匪懈”。

而“二十七最”则是根据不同的专业分工，从实际工作中选出最优秀的方面。例如，“献可替否，拾遗补阙，为近侍之最；衡人物，擢尽才良，为选司之最；扬清激浊，褒贬必当，为考校之最”等等。

经过所有参与考课的官员评议优劣后，将结果定为“上上”、“上中”、“上下”等九个等级。然后，这些结果会被核实并送到吏部，作为官员升迁的依据。

在考绩中，如果得到了“上下”的评价，可以晋升两级；如果得到了“中上”的评价，可以晋升一级；如果得到了“中中”的评价，则不升不降。

但是，如果连续四次考绩都得到了“中中”的评价，虽然没有明显的功劳，但由于其辛勤工作，也可以晋升一级。

凡是考绩能够获得上中以上等级的官员，或者历年考绩累计达到五品以上的官员，需要单独列出并上报给宰相，以便进行特殊处理。